在此意义上，审判程序亦承担着暴力对抗和平化的秩序功能。
在我国主权得到尊重和肯定的前提下，海洋争端可以按照共享与合作的意愿来进行共同开发。提出法案时，背后需要顶层不同部门之间的配合，才能对法案的定位进行有效把握。
具体而言，面对国内涉海法律问题时，顶层设计是对大方向与原则的考量，横向上应做到与不同的决策部门互通有无。可惜，虽然是一个海洋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海洋强国。首先，出台《海洋基本法》是解决我国涉海法律零散这一问题的需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未明确说明的深海区域开发条款，为以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争夺留下了各种法律缺失和空白。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该法作为统摄性的涉海法律，其研究与制定十分复杂，工作量巨大。
在周边国家相继出台了海洋战略的情况下，党的十八大为我国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是顺应世界海洋发展潮流的。共享与合作意愿的表达是充分运用海洋科技、进行海洋矿产资源开发的有效渠道。后者篇幅为7546字(不包括附属十大典型案例)，分为两级法院基本情况、案件基本情况及特点、行政审判成效和存在问题及建议等四个部分。
在作为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制度三大构成要素——谁向谁报告、报告什么、如何报告上，审判白皮书实践运作还缺少必要的规范性。法律目的的权威性和法律秩序的整合性来自更有效率的法律制度设计。例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17年7月24日联合发布2016年度行政复议白皮书及行政审判白皮书，进一步构建了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的良性互动机制。因此，新时代的行政审判白皮书应当定位于府院互动载体。
[9]在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进入倒计时的新形势下，审判白皮书实践将步入发展快车道。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主体责任者，行政机关对于一切有助于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建议，都需要给予应有重视。
当事人不断申诉、上访的原因在于其最根本的争议纠纷没有得到解决，从而不断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以及提起行政诉讼。可以说，行政机关的积极回应和整改落实，是行政审判白皮书的生命线所在。作为裁判之外的非正式机制，审判白皮书的推行，诠释了纠纷解决所具有的化解和消除冲突、实现合法权益和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法律或统治秩序的尊严与权威得以恢复、避免或减少同类冲突的重复出现的时代内涵。[28]目前对审判白皮书有限的回应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在审判白皮书新闻发布会现场作出接受性、感谢性表态。
[19]与此同时，国务院制定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将解决行政争议明确列为行政复议制度的目的之一。自此以后，行政争议解决成为一项重要的行政审判政策，引领着行政审判制度的变革，直至最终写入新《行政诉讼法》第1条之中。(一)依据之成文化 尽快实现行政审判白皮书规范依据的成文化，是补齐短板的首要任务。[24]刘史丹：《发布司法白皮书是稳步推行司法改革的有益探索》，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0期。
同时，建议白皮书采取图表形式直观反映案件审理情况，并附上若干典型行政案例。例如，安徽省亳州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在听取并审议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后，于2016年6月30日及时作出了《关于加强行政审判工作的决议》，对优化行政审判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诚如江必新大法官所言：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虽然职责分工不同，但在执行国家法律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加强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行政争议，还可以统一执法和司法尺度，共同推进法治社会的建立。从审判白皮书实践发展和法理解读上看，其功能定位较为复杂：第一种定位是司法建议的升级版，即从个案式司法建议走向普适性的白皮书式司法建议。
金民珍、徐婷姿：《回应型司法的理论与实践》，载2012年11月21日《人民法院报》第8版。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发布和回应，着眼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彰显出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关系的某种调适，理应将其纳入人大主导的框架之下。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和行政应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27] (三)回应实效匮乏 作为人民法院主动延伸行政审判职能、立足行政案件审理解剖行政执法和行政应诉存在问题并提出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建议的创新举措，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发布绝非独角戏，而应该是擂台戏和协奏曲。一方面，法院可以借助人大力量寻求更多的政治支持，增强延伸行政审判功能的底气。相比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诸多个案层面的微观司法建议而言，行政审判白皮书则更多具有整体性、宏观性、指导性的特点。
[26]孙森森：《司法权与行政权良性互动的路径建构》，载《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只有极少数法院直接将行政审判白皮书全文放在官方网站供公众参阅。
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38号)下发之后，不断强化行政审判的服务功能、建立健全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机制成为指导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活动新的政策依据，体现司法服务功能和司法行政良性互动理念的行政审判白皮书自然备受青睐。在这一富有浓郁本土气息的商谈型权力关系的建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党委政府或妥协或倒逼或默认，构成了一幅策略性服从[16]的法院推进行政诉讼的特殊景观。
为了保障行政审判白皮书的有效运作，应从依据成文化、定位精准化和回应公开化等方面进行努力，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行政审判制度体系。具体而言，最高人民法院专项文件应就三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一是主体和对象。
法律依据匮乏导致的各行其是，已经成为困扰当前行政审判白皮书发展的最大瓶颈。[24]第三种定位是政治沟通的载体，即法院发布审判白皮书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12]就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活动而言，既展示了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成绩，也指出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存在的不足，还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这对于促进司法透明、增进司法权威、提升司法能力具有一石三鸟的功效。行政机关在每年第三季度就行政审判白皮书建议落实情况进行书面反馈。
《行政诉讼法》颁行十余年的实践，就是自治型司法理念生根开花的过程。鉴于《行政诉讼法》短期内不可能再行修订，审判白皮书依据的成文化还难以一蹴而就。
正如江必新大法官新近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要结合各地实际，积极探索‘府‘院互动、行政审判白皮书等有益做法，总结提炼各具特色的亮点经验，努力促进巡回区行政审判工作迈上新台阶。其中，司法主导诉讼程序运作、审判旨在明辨是非曲直就是其精神特质的典型反映。
在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进入倒计时之际，审判白皮书的发布代表着商谈型权力关系建构的努力，具有广阔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GDP至上的传统发展模式衍生了大量社会矛盾，党委政府不得不动员体制内一切有利资源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借助司法利用司法协同化解矛盾，以良性互动获取司法支持。
又如，同样是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16年度行政审判白皮书所提出的建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五点建议——强化法治思维，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加强法制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加强工作机制建设，提升标准化水平、完善内部监督，充分发挥行政复议的作用和依法良性互动，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务虚成分较多。[8]在实践中，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联合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做法日渐增多，仪式感不断增强。[10]参见[美] 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7页。另一方面，政府在人大系统主导下进行回应更符合现行体制安排，提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士气。
[21]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宪法修正案通过并生效后，《监察法》草案即提交人大审议并通过，《监察法》自此于宪有据，并且《监察法》第1条明确规定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我们认为监察调查期间，建议允许律师在被调查人第一次被讯问或者至迟在留置之后介入。这就要求监察机关拥有足够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排除外力的干预、秉公执法，要求监察权具有独立性，以保障权力权威、公正、有效地行使。
[13]因此，关于监察机关同人大的关系即是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关系。后者则是由监察机关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